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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于轼:考虑全社会利益 我愿意为富人说话  

2011-12-25 15:54:18|  分类: 时事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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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茅于轼:考虑全社会利益 我愿意为富人说话

2011年12月25日 08:11
来源:华夏时报 作者:陈湘鹏


 

茅于轼:考虑全社会利益 我愿意为富人说话 - 老剑 - 老剑文摘

 

本报记者 陈湘鹏 北京报道

面对争议,茅于轼坦然得不得了,家里电话几乎是公开的。回答记者问题时礼貌谦和,有问必答,只是时间限制得很严格,到点就给你秒杀,然后谈话戛然而止。

坐在记者面前的茅于轼是位80岁的老者,面相平和淡然,有古典绅士味儿,一副翘首观望风景的样子,有点像照片里的博尔赫斯。他的言论,在这几年的互联网,批判者不乏其人,崇拜者也不少。但在风暴的中心,他却平静如水。

绅士与巧克力

80岁的老人,依然很忙,他通常不在家,工作、写作、演讲、出差。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,他会挽着爱人一走走一个半小时,沿着八一湖的岸边溜达,青草发黄了……雪花又洒满京城,外界的纷扰被屏蔽掉了。

就他冠冕堂皇的“为富人说话”这一条,就令很多人愤怒。贫富差距如此严重的情况下,人们喜欢那种有煽动色彩的说辞,而不是讲实际的理性。

这可能与茅于轼的生活环境有关,茅家家境殷实,生活优裕。父亲茅以新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,毕业后曾赴美留学。母亲陈景湘的父亲陈希濂是光绪年间的进士。大伯茅以南是一枚“海龟”。二伯茅以升是著名的桥梁建筑专家。大宅院里的生活影影绰绰,记忆里他最喜欢父亲从海外带来的巧克力。

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,富裕变成了罪恶。命如游丝,他心里还想念着巧克力的滋味。抄家后的一天,他和父亲被叫出去扫街。一边扫,一边被红卫兵用带铜头的裤带抽打。“每打一鞭身上便留下一个小洞,我感到非常恐惧。”恐惧气氛越浓,他越想念那股巧克力的味道。

如今,他工作的一半可以被叫作“为富人说话”。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灾祸留下了一个教训:整个国家都穷在“无人为富人说话”上。保护产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,但在几十年里它不断被巧取豪夺,使国家沦为一个穷人国。“我愿意为富人说话,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,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,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。中国穷了几千年,原因之一就是仇富。”茅于轼说。

甜美的初恋时光

茅于轼这样回忆,人生中最美的一天是在苏州狮林寺巷63号。那天,他在狮林寺巷遇到了赵燕玲。赵燕玲纤弱娇小、楚楚动人,是绝世的美人。才子佳人一见钟情。

1957年的反右风汹涌而来,茅于轼被打成右派后想瞒住妻子,但工资130元扣去了30元,他只好承认,“我被划成右派了。”茅于轼掉下了眼泪。赵燕玲笑笑,“那有什么?没钱少花点。”那时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,头一个孩子刚刚出生,生活一落千丈。

茅于轼被送到了大同机车厂改造,身边尽是斗死和自杀的铁道学院学生。随后又去了山东农村,经历了大饥荒,亲眼看着一家12口人死绝。他自己则在草丛里抓蚂蚱吃。但在大锅里捞汤的时候,他居然没学会捞锅底的稠饭。有位阿姨看他瘦得不行,偷偷地塞了个饼在他被子底下,他居然大声问:谁丢了饼?

这段经历演变成他一生的另一半使命:“为穷人办事”。1993年,茅于轼创立龙水头扶贫基金。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由他制定,募集的资金也由他监督执行,为农村提供小额贷款。几年下去500元起步的基金如今已扩大为3000万元。而他却差点因“非法集资”而受连累。2002年,他又与同道人创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,帮助穷人学到致富的技能。

“他是主动做慈善,我是被动的。”赵燕玲说,有时她不得不把积蓄拿出来给茅于轼。当年结婚时,两人没钱买衣服。拍结婚照时,摄影师嫌新郎的衣服太寒酸,干脆脱下自己的中山装给茅于轼,但衣服领口太肥,用夹子在后面夹紧,才把结婚照弄得像模像样。赵燕玲从小没吃过苦,咽不下高粱玉米。茅于轼带着她上馆子,两个人挣的工资吃掉了一大部分。

两人都出身名门,都因富裕而受困,体会到富与穷对人的深刻影响,也构建了茅于轼人生看似矛盾的两面:为富人说话,为穷人做事。

享受人生是头等大事

夫人有时劝茅于轼:年纪大了,休息养老,平平安安就好。

茅于轼笑话她,“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……她不像我那样对自由平等有强烈的追求,对社会有责任感,她反对我的独立精神和人文关怀,总希望我过个好日子。”

夫人回敬,“他是理想主义加自由散漫。”

但批评归批评,“给爱的人以自由”是他们爱的信念。如今,夫人赵燕玲已成为茅于轼的高级助理,陪他出差、帮他准备行李、复印传真、安排时间、照顾饮食起居……

一晃60年过去了,两人从富到穷,再从穷到富;从乐到苦,再从苦到乐,生死相依。属于他们的那片天地平平静静,有时候时间真的像回去了,像回到了狮林寺那一日。

“他在超市里买啤酒时,挑出来的全是碰瘪了的。”赵燕玲说,“我又好气又好笑,问他为什么挑坏的买。”

“如果大家都不买,这个资源就浪费了,在生产消费环节循环下去,会加大社会的成本。将来我们买的啤酒就会更贵。”茅于轼体察着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。

他看到街上的空出租车,看到没有人的超市,看到浪费的饭菜,看到滴水的水龙头,都会默默地思考。夫妻俩在一起吃饭时,他也不太说话,而利用吃饭时间思考。赵燕玲叫他,他也常常听不见。

赵燕玲就在一旁等他从思绪中回来。

茅于轼曾对人说,“我想来想去,这一辈子最值得写的就是夫人赵燕玲。”

这个80岁的老公子,6点起床,晚上10点收工,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,却很少在外面吃饭。他惦念家里的老妻,宁肯挨个把小时的饿,也要回到自己的小家里。“他会回来陪我,我给他做顿家常菜,但主要还是我们能够互相陪伴。”尽管有时他一句话不说,赵燕玲也感到满足了,“这一辈子,我从不后悔。”

他的另一个旧爱是巧克力,一直都热爱着那种苦中有甜的滋味。尽管责任直指社会沉疴与病痛,但他不是一个痛苦的学者,他的心里是快乐的。他不是老顽童,他是个潇洒的老公子。

“我天天都在享受人生。”茅于轼眼中流露出淡然,“有人批评说,这个目标太自私,至少也是太庸俗。大家只管享受,国家大事,世界和平谁来关心呢?我想说的正好就是:享受人生是世界的头等大事,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。”

问到他的快乐来自哪里?赵燕玲笑着说,“来自爱。他爱国,爱别人,也爱我们这个家。别人有的是爱国不爱家,有的是爱家不爱国,他是都爱得很好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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